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耕作的一线——他的东谈主生，与家国气运的轨迹良好交汇。

平时碰到其他连队的战友，互相间打呼唤的理论语是“你奈何还在这里？”黎洪说，这句话意义为“你还莫得死啊”。那时，大家都把死活看得很淡，仿佛就是一件家常小事。

南边周末记者 王瑭琳

发自 东莞

株连剪辑 | 姚忆江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悄然漫过东莞一户东谈主家的窗台，轻轻落在地板与茶几之间。

101岁的黎洪穿戴素色短袖，恬逸地坐在浅黄色旧沙发上。偶尔他转偏执，与老伴低语谈笑。老东谈主脸颊泛红，精神紧闭。若不是需东谈主搀扶行走、双耳听力较着阑珊，的确看不出他已逾百岁。

更难以念念象的是，这位看似寻常的老东谈主，曾是东江纵队的抗日战士。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耕作的一线——他的东谈主生，与家国气运的轨迹良好交汇。

黎洪左侧头颅深处，仍残留一枚枪弹碎屑，是战役时期留住的伤痕。这块金属在他颅内停留了泰半个世纪，并未酿成较着不适。说起此事，他笑说：“脑袋还灵光。”

所住的小区邻里相熟。阳台对面，住着比黎洪小20岁的老兵王海树。因中风行径未便，两位老东谈主常隔几十米挥手致意。那是他们之间无声的致意。近两年，黎洪需依靠“买菜车”拖沓转移，出门大幅减少。“只可在家逛逛。”他说。

曾全可爱下象棋的黎洪，如今难觅同龄棋友，便常以电视新闻为伴。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晚上十点半入睡。“在家里走两步、望望电视，国度大事，我都柔软。”黎洪说。

“香港莫得家了”

加入戎行时，条目禁锢到极致。衣服、鞋子、牙刷、手巾全靠自带，连吃饭的用具都要我方准备。（南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黎洪的战役雅致，从香港的童年启动。那是一段被时期激流裹带又被炮火强行割裂的东谈主生。

1924年10 月，黎洪出身于香港九龙石角尾（今石硖尾）一个正常家庭，祖籍广东惠阳县。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正常服务者，一家是“再世俗不外的子民家庭”。

在他17岁之前，日子虽不富裕，却尚算安宁。父亲打零工看护家用，母亲操持家务，弟弟妹妹绕膝相伴。全家挤在九龙的小屋中，炊火气通盘。

战前的香港社会，正处于殖民管辖与华南外侨文化交汇的复杂图景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九龙城寨相近，挤满了像黎洪家这样的正常匹夫。

然则战役的阴云早已悄然靠拢。1941年12月8日早晨，日军第23军冲破深圳河向新界推动的同期，36架轰炸机空袭启德机场，这秀气着香港战役隆重爆发。

“太平洋战役爆发那天，九龙到处是爆炸声，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盘旋，老匹夫抱着东西往城外跑，哭声、喊声混在一皆。”黎洪话语语速很慢，回忆起阿谁改动他一世的冬天。

据《香港抗战史录》记录，日军在攻占九龙时膨胀了无分别轰炸，深水埗百姓收留所被径直掷中酿成逾三百东谈主伤一火。错乱中社会纪律透顶崩溃，匪贼、汉奸饱读破万东谈主捶，食粮供应完全中断。

日军攻陷香港后，他的家庭也在战火中土崩理解。妹妹被卖到香港西贡，弟弟被日军抓去新加坡船埠作念苦力，父亲在避祸途中染病死一火。

彼时，黎洪正在九龙一家船坞当学徒，每天能赚几个铜板补贴家用。得知家里变故，他呆住后苦难到麻痹。香港沦一火后，船坞停工，他失去了生存，只可带着母亲，随着避祸的东谈主群往偏僻的西贡概念走。

“一齐上看到日军烧杀掠夺，有东谈主因为没来得及避让，就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黎洪说，那是他第一次澄澈体会到“国破家一火”四个字的分量。“我其时就念念，国度没了，家也没了，与其等着被污辱，不如站起来不屈。”

1941年12月，广东东谈主民抗日游击队派出精干武装力量插足香港抗日，兵分三路直插新界，神秘作战，独立即在西贡、沙头角等地确立抗日字据地。这即为港九大队的前身。

那时，西贡当地东谈主仍是自觉组织了西贡自保队，且口授心授招募队员。黎洪听到音问后，知谈是在山上覆按，就主动自觉去找自保队。随后又编入港九大队。

港九大队当作中国共产党结合的抗日武装，经受灵活生动的游击战略。队员多是腹地后生，熟谙新界平地地形，频繁神出鬼没地转折日军巡缉队、龙套交通运输线。

“我把追到藏在心里，心念念只须能打跑日本东谈主，就算死在战场上也值。”黎洪说，执戟那天，他行了一个不太方法的军礼，心里唯有一个念头：保家卫国。

游击队的装备给养极其匮乏，但组织纪律特地严明。据《港九颓靡大队史》记录，队员服役需经过严格政事审查，服役后每天要学习文化课和军理由论。

黎洪说，加入戎行时，条目禁锢到极致。衣服、鞋子、牙刷、手巾全靠自带，连吃饭的用具都要我方准备。

“其时莫得筷子，就带了个勺子，放在衣服口袋里，战役也没丢，北上的时候还带着，留到当今成了雅致品。”黎洪拿着这把见证了无数紧要时刻的旧勺子，比划着吃饭的姿势。

护送“水客”

家中旧相册里，保藏着许多零散的影像。（南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黎洪执戟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一场自后被载入汗青的“中国文假名东谈主大施济”。但其时他并不知谈，我方守护的“水客”，竟是宋庆龄、茅盾、邹韬奋等举足轻重的文假名东谈主。

1941年香港沦一火后，一多量在港开展抗日救一火责任的爱国民主东谈主士和文化界东谈主士堕入险境。日军下令限期让他们赶赴指定场所报到，不然拼杀勿论。

危难之际，当年12 月，广东东谈主民抗日游击队组织队列挺进九龙、新界地区。1942 年2月，港九大队隆重成立，有意负责港九地区的敌后游击战役，而施济文化东谈主士，即是其中枢任务之一。

“上司只说要护送一批‘水客’回内地，让咱们在西贡的山头负责劝诫，发现日军动静就开枪。”黎洪回忆，他所在的小分队死守驻防西贡一座无名山头，从每天晚上8点启动站岗，直到次日早晨。

山上莫得灯，也莫得帐篷。战士们只可靠蟾光不雅察四周，耳朵贴在地上听边远的动静。“静得能听见我方的心跳声，有时候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大家都会立马捏紧枪。”

黎洪一共护送了两批 “水客”。两批相隔十多天。第一批 “水客”经过期，他重视到东谈主群里有不少穿戴长衫的东谈主，还有几个番邦东谈主，大家走得很轻，偶尔柔声交谈。

有天晚上，边远短暂飘来一团黄色的光，黎洪和战友以为是日军的探照灯，都作念好了战斗准备。效果光越来越近，才发现是萤火虫。

“我在城里长大，这是第一次见萤火虫。”黎洪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成了垂死劝诫中的极少慰藉。

护送经过并非一帆风顺。1942年2 月，有队员发现几个生模样，帽子上写着“东亚共荣圈”。阐发这些东谈主是被称为“二鬼子”的汉奸。

“他们是日军的走狗，有意给日军透风报信。”黎洪心境粗糙，小分队当即决定除掉这几个汉奸。他们埋伏在草丛里，等汉奸纠合后短暂出击，就地打死了4个。

但这也惊动了日军。没过多久，一队日军包围了山头。由于小分队东谈主数少、装备差，只可凭借对地形的熟谙，撤退到近邻一座小岛上潜藏，直到日军除掉后才从头回到岗亭。

那时的“睡眠”，与“新生”无关。“地面是床，山上竹林、果园，农村的荷塘边，都睡过，从不住老匹夫的屋子。”即条子件禁锢，黎洪和战友们却从无孤单感。“和战士在一皆，唯有任务，完成任务就是最大的幸福，不磋商个东谈主感受。”

这场神秘大施济历时300多天，共除掉八百余名逾越文化界东谈主士、爱国民主东谈主士及其家属，还施济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东谈主员和番邦友东谈主。且无一东谈主被捕、无一东谈主赶走。

体裁作者茅盾评价其为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责任”。而黎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翻看东江纵队的回忆著述时才幡然醒觉：“本来当年护送的‘水客’，都是紧要的文假名东谈主！”

“能参与这样的任务，我一辈子都以为光荣。”黎洪说。

“你还莫得死啊”

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耕作的一线——他的东谈主生，与家国气运的轨迹良好交汇。（南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1943年头，黎洪由港九大队小队长卓觉民、统战做事游扬带上宝安县（即深圳市的前身）。12月2日，广东东谈主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东谈主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由于表示优异，黎洪被调至东江纵队司令部当通讯员，负责司令部的保卫责任和传令任务。

在阿谁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通讯员也被称为 “传令兵”，需要冒着身经百战传递敕令，是戎行里最危险的岗亭之一。“司令部带着电台、时刻东谈主员和紧要文献，一般不参与战斗，但碰到突发情况，咱们也得提起枪上战场。”黎洪回忆。

1943 年底，黎洪随司令部护送开采赶赴博罗县，在东江边与日军马队狭路再会。其时日军马队分两路行进，朝着司令部概念来的有4东谈主，马蹄声越来越近，情况危险。“司令员下令打紧要战，咱们埋伏在江边的芦苇丛里，等日军纠合后短暂开火。”

紧要战打得很奏凯。两名日军马队从随即摔下来，急不择途地逃进了近邻的岩穴。“他们躲在岩穴里向外开枪，咱们的步枪打不进去，只可用手榴弹。”黎洪说，他和又名战友抱入部下手榴弹冲到洞口，拉开引线后扔进洞里，“嘭”的一声巨响，岩穴里没了动静。

清算战场时，战士们发现洞内的两名日军已没了气味。

“那时候日子苦，很少吃肉，咱们看到被打死的战马，就念念着割点马肉尝尝。”黎洪笑着说，战友们计无所出地割下马肉，架起篝火煮，但因为莫得调料，煮出来的马肉又硬又腥，“咬都咬不动，临了只可扔了，当今念念起来还以为可惜。”

在黎洪的雅致里，东江纵队与日军交手最强烈的一次战斗，是 1944年5月的梅塘战斗。

其时，东江纵队在东莞梅塘乡龙见田村整训，约500名日军从樟木头动身，缱绻抄小径偷袭。8日拂晓，日军抵达龙见田村右侧，准备间接包围，毫无防守的东江纵队赶快迎敌。

黎洪所在的第五大队驻扎在梅塘以东的长山口村，听到枪声后，大队长彭沃未等上司敕令，便主动部署迎敌。

“咱们拿着土枪、步枪，朝着日军冲当年，枪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黎洪回忆，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昼2点，日军被压制在山谷里，进退不得。“日军的装备比咱们好，有重机枪和迫击炮，但咱们熟谙地形，老匹夫也给咱们送水送食粮，大家士气很高。”

直到薄暮，日军才在汉奸的指导下，从山间小径撤走。第五大队和民兵随后伸开追击，又击毙、打伤四十多名日军。

“战斗奏凯了，但许多战友历久留在了山谷里。”黎洪的声息低千里下来，视力里尽是操心。

除了与日军作战，黎洪还屡次与伪军“二鬼子”交锋。

1944年1月的篁村战役，让他于今记起。其时，东江纵队第三大队缱绻夜袭东莞篁村田心坊的伪军张玉章中队，伪军装备了重机枪，而东江纵队唯有土枪和步枪，力量悬殊。

“敌东谈主火力很猛，突出是小土堆上的重机枪，让3名战士中弹赶走，进犯受阻。”黎洪说。

要道时刻，18岁的班长张锦标灵活地躲避敌东谈主火力，持枪猫腰从左侧冲到敌重机枪阵脚旁，绝不彷徨地跃上小土堆，用身段压住了重机枪，再用劲将重机枪推倒。两个敌兵被这出乎预想骁勇吓呆了，从土堆上滚了下去。

张锦标的举动为突击队大开了缺口，最终东江纵队缉获了两支机关枪，得回了战斗奏凯。

战役的休息漏洞，战友间多聊任务部署。平时碰到其他连队的战友，互相间打呼唤的理论语是“你奈何还在这里？”黎洪说，这句话意义为“你还莫得死啊”。那时，大家都把死活看得很淡，仿佛就是一件家常小事。

抗日战役奏凯后，随着中央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东江纵队的气运迎来新的节点。其时中央决定，华南抗日纵队（包括海南岛、粤西、粤东、汕头的戎行，以东江纵队为主）要撤到长江以北。

黎洪回忆，2583东谈主乘坐3艘好意思军大型登陆舰，于1946年6月30日登船，从深圳沙鱼涌动身，开向山东烟台。

“坐好意思国船的时候很垂死，怕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怕被送到台湾或上海，咱们都准备了，真若是那样就打，大不了赶走。”黎洪说。

万幸的是，行程奏凯，船最终抵达山东烟台。到烟台时，黎洪第一次感受到自若区的心情。

“群众在两旁接待，还有乐队，拉来一担担花生给咱们，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形势，心里很感动。”这样久以来，他终于再次见到城市形势，再次睡在楼房里。

而后，黎洪随戎行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屡次负伤。

1948 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黎洪信守芦村寨的战斗中。在得胜阻击了敌东谈主进犯的漏洞，他在战壕里作念宣传激勉责任。短暂，一阵蛮横炮火袭来，黎洪被飞溅的弹片击中左侧头顶，就地昏倒。

“醒来的时候，卫生员正在给我包扎，我问身边的战友，他们说几个机枪手都赶走了。”黎洪摸着头顶的伤痕说，“我能活下来，仍是很走时了，那些赶走的战友，才是信得过的英杰。”

“相认”

莫得和平，黎洪根柢不敢念念象能与家东谈主再会。关于咫尺的一切，他说“很浪漫”，已别无所求。（南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1958 年，黎洪改行到广东省水电厅责任，从此告别了战场，投身到故国的耕作职业中。也就是在那几年之后，黎洪才迟缓找回亲东谈主。

那时，母亲巧合间探问到黎洪在广州责任，一齐磕趔趄绊，从香港来广州找他。见到母亲的时候，黎洪不善言辞。除了忌惮，说不出任何言语，只可牢牢地和母亲相拥。

军衔制膨胀后，黎洪有了酬报，将母亲接到广州东山区居住，后又转到石榴岗戎行家属区。但那时候责任忙，无法频繁奉陪，只可每个月给母亲50块钱，直至母亲死一火。

1963 年，黎洪从头丰江调到东莞，任东深给水工程沙领站负责东谈主，计议东深给水工程。

“12月启动计议，1964年就建成了，给香港给水，一年时刻，很回绝易。”之后，他留在东莞，1971 年调到国营东莞糖厂，“从此就在东莞扎根了。”

而与昆季姐妹的相认更晚。1960年代，黎洪与香港的妹妹见过一面。“应承但不哭，就是好好话语”。只不外，见了一面妹妹就走了，那时不浅陋关系。妹妹自后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打工，再相见已是更正洞开后。

1983年摆布，在新加坡假寓的弟弟，通过在香港作念船主的表弟得知黎洪的关系形态，来广州华裔大厦找黎洪。

“几十年没见，不知谈他长什么样，可一碰头就认出来了，昆季厚谊在嘛。”黎洪回忆起其时和弟弟碰头的场景，两东谈主没抱在一皆，仅仅捏手傻笑，“话未几，但都应承。”

缺憾的是，弟弟在几年后就死一火了。“回归过两次，第三次就没再来。”如今，黎洪的亲东谈主和后代都散居在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一年能碰头两三次，他们过得稳固，我就定心了。”

黎洪常把“感谢和平”二字挂在嘴边。莫得和平，他根柢不敢念念象能与家东谈主再会。关于咫尺的一切，他说“很浪漫”，已别无所求。

在家中，一张像片定格了一个特殊时刻。

百岁乐龄的黎洪乘坐轮椅，在家东谈主的奉陪下，回到了出身地香港。昔日炮火连天的老家，已被高贵都市的图景更替。老东谈主千里默地醒目着这片既熟谙又目生的地盘，个东谈主雅致与时期变迁，在这一刻狭路再会。

于今黎洪仍保持着念书写字的俗例。他家的书架上，整皆地摆放着《历尽艰险录》《东江纵队史》等竹帛，书页上尽是密密匝匝的批注。

“我老了，不成上战场，也不成搞耕作了，但还能给年青东谈主讲讲历史。”连年来，黎洪频繁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宣讲行径，用我方的经验给学生们汇报抗战故事。

每次宣讲，他都戴上雅致章。“年青东谈主要知谈，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人命换来的，不成忘本。”

黎洪最操心的是后代，“但愿他们隆重责任，吸收父辈的精神。”他看着窗外的东莞街景，视力温煦，“当今的生活很好，战役的事不念念了，珍爱当下就好。”

“我老了，不成上战场，也不成搞耕作了，但还能给年青东谈主讲讲历史。”连年来，黎洪频繁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宣讲行径，用我方的经验给学生们汇报抗战故事。（南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感谢罗超、叶婷婷、王小平、赵湘君为本次采访提供匡助）开云体育